李东垣(李东垣气虚发热的机理)

一、李东垣是哪个朝代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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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垣（1180～1251）李杲，字明之，汉族，真定（今河北省正定）人，晚年自号东垣老人，他是中国医学史上“金元四大家”之一，是中医“脾胃学说”的创始人，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，因为在五行当中，脾胃属于中央土，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“补土派”。

李杲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（公元1180年），卒于元宪宗元年（公元1251年），终年71岁。他家世居真定（今河北省正定，因真定汉初为东垣国，所以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），富甲一方。曾从张洁古学医。其医论以为饮食不节、劳役所伤及情绪失常，易致脾胃受伤、正气衰弱，从而引发多种病变。对于发热的疾病，应分辨“外感”或“内伤”，对邪正的辨证施治应有明确的区别。治法上重视调理脾胃和培补元气，扶正以驱邪。于内伤脾胃的理论和治法均有贡献。所著有《脾胃论》、《内外伤辨惑论》、《兰室秘藏》等，流传较广。

二、大国医李东垣是哪个朝代的大国医李东垣简介

人物简介

李杲，字明之，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(公元1180年)，卒于元宪宗元年(公元1251年)。他家世代居住在真定(今河北省正定)，因真定汉初称为东垣国，所以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，学医于张元素，尽得其传而又独有发挥，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，提出“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”的观点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。是我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。是中医“脾胃学说”的创始人。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，因为在五行当中，脾胃属于中央土，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“补土派”。

李杲自幼天赋聪颖，沉稳安静，喜爱读书。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，父辈们也都是崇文好读之人，与当时的名流雅士有密切的交往。他家是当地的豪门望族，富有钱财，李杲虽生在富贵人家但生活严谨，行为敦厚，令人敬重。李杲二十岁时，母亲王氏患病卧床不起，后因众医杂治而死，李杲痛悔自己不懂医而痛失生母，于是立志学医。当时易水的张元素是燕赵一带的名医，李杲求医心切，不惜离乡四百余里，捐千金拜其为师。凭着他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，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，李杲“尽得其学，益加阐发”，名声超出老师，成为一代医家大宗。病人来看病，他总是先诊脉，辨明脉象，而后进行诊断，告诉病人他们患得是什么症，然后从医经里引出经文，加以分析对照，证明自己的诊断与医经的论述完全一致，直到把病人说得心服口服了，才拿起笔处方。经过多年临证，李杲的医技日益精湛，各科疾病均能诊治，当时的人都把他当作神医来看待。

李杲虽非易水学派之起始人，然因在老师张元素的影响下，颇多创见，著述甚丰，故在易水学派中，影响较大。其著述有：《内外伤辨惑论》、《脾胃论》、《兰室秘藏》、《医学发明》、《东垣试效方》《活法机要》等。另有《伤寒会要》、《保婴集》、《伤寒治法举要》、《东垣心要》、《万愈方》、《医学辨论》、《用药珍珠囊》、《五经活法机要》、《疮疡论》、《医方便儒》、《药性赋》等，有些已亡，有的系依托之作，故真伪尚待考。

李杲医书，唯《内外伤辨惑论》，为其生前手定。余皆由门人校定。或据其有关资料所整理。

李氏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，是人身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，突出强调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。他说：“夫元气、谷气、荣气、清气、卫气、生发诸阳上升之气，此数者，皆饮食入胃上行，胃气之异名，其实—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元气虽然来源于先天，但又依赖于后天水谷之气的不断补充，才能保持元气的不断充盛，生命不竭。从而进一步深入认识到脾胃之气与元气的关系，认为胃气是元气之异名，其实一也。人身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，或来源于先天父母，或来源于后天水谷。而人生之后，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，其唯一来源则在于后天脾胃。可见，脾胃之气充盛，化生有源，则元气随之得到补充亦充盛；若脾胃气衰，则元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。基于以上观点，李杲诊断内伤虚损病证，多从脾胃入手，强调以调治脾土为中心。

李氏认为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。精气的输布依赖于脾气之升，湿浊的排出依赖于胃气之降。这样，李氏对脾胃升降作用的认识，从单纯对消化的作用扩展为对精气代谢的作用。人身精气的转输升降，依赖于脾胃的升降来完成。脾胃的升降作用对人体的作用十分重要。因此，如果脾胃的升降失常，将会出现多种病证，“或下泄而久不能生，是有秋冬而没春夏，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，而百病皆起，或久升而不降，亦病焉。”这里，李氏将内伤病归纳为两种病变，一种是升发不及而沉降太过；另一种是久升而不降，而其根本原因均在于脾胃的升降失常。这样，脾胃升降失常则成为内伤病的主要病机之一。对待升降问题，李杲又十分重视生长与升发的一面。因为人的健康，生机的活跃，生命的健壮，主要是正气充足的原因。保护正气，必须重视脾胃之气的升发作用。李氏认为，只要元气充足，则百病不生，而元气虚损，多因脾胃之气不升而致。

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是：“脾胃内伤，百病由生。”这与《内经》中讲到的“有胃气则生，无胃气则死”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。同时，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，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。对于内伤疾病，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，其原因有三：一为饮食不节；二为劳逸过度；三为精神***。另外，脾胃属土居中，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，不论哪脏受邪或劳损内伤，都会伤及脾胃。同时，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脾胃来调和濡养、协调解决。但他绝对不主张使用温热峻补的药物，而是提倡按四时的规律，对实性的病邪采取汗、吐、下的不同治法。他还十分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，强调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，不可犯虚虚实实的错误，这样就使得他的理论更加完善，并与张子和攻中求补，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了。

李氏重视脾胃，探讨脾胃内伤病的病因病机，强调了脾胃气虚，元气不足，阴火内盛，升降失常是产生多种内伤病症的病机。因此，在治疗时，李氏将补脾胃，升清阳，泻阴火，调整升降失常作为其治疗大法。补中益气汤是他创立的名方之一，也是其遣药制方的代表。全方由人参、黄芪、白术、陈皮、升麻、柴胡、当归、炙甘草组成。在用药上有三个特点，其一，人参、黄芪、白术等补脾胃之气，以助肺气固皮毛；其二，用升麻、柴胡，引清气上升，助长脾气升发之力；其三，用炙甘草既可补中又可泻火热，以防止阴火炽盛耗伤正气。其中益气升阳为主，泻火为辅，适用于以气虚清阳不升为主者。若阴火炽盛之象较为明显，李杲又补充说：“少加黄柏以救肾水，能泻阴中之伏火。如烦犹不止，少加生地黄补肾水，水旺而心火自降。”

对于苦寒泻火，或解表散火诸法，李杲有时也不放弃，甚至单独应用。但其应用是十分慎重的，认为不可久用，因为寒凉大过，可以耗损阳气。而苦寒太过，更易于伤胃，可导致脾胃更虚。而且非阴火炽盛时，不可选用。其选用泻火之法的目的，是用泻火之品将炽盛的阴火清降，以防止过炽的火热损伤元气，具有保护照顾元气的作用。选用泻火之品使浊阴下降，又有利于脾胃之气的升发。当然，选用时—般应适当加入益气和中之品，使人身正气有所补充。李杲在治疗时围绕益气升阳泻火三个方面遣药制方，但具体选用时又根据不同临床表现有所侧重，其目的却是为了保护和恢复元气，使之充盛，体现了其脾胃为元气之本，元气为健康之本的指导思想。

李杲对脾胃的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疗诸方面，形成了个人独成一家的系统理论，故而后世称其为“补土派”。由于其学说来源于实践，具有重要的临床念义，故后世宗其说者大有人在。传其学者，不仅有其门人王好古与罗天益，明代以后私淑者更多，如薛立斋、张景岳、李中梓、叶天士等人，都宗其说，而又各有发展。这充分体现了李杲的学术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。

《四库全书·总目提要》说：“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”。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为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，李杲为易水学派的中流砥柱，他学医于张元素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在元素之上。朱丹溪虽为河间学派的三传弟子，但其学说在某些方面也受李杲学说某些启示。明代以后，薛立斋、张景岳、李中梓、叶天士等医家都曾对李杲的学说敬仰、研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，自成一家。此外，龚廷贤、龚居中、张志聪等均受李杲学说很大影响。尽管李氏学说的继承者们己经明确，医学史上仍不失为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，作为一名伟大的医学家，他将永远名垂史册。

三、李东垣是哪个朝代的 宋朝还是元朝

元朝。

李东垣（1180～1251），男，汉族，又名李杲，字明之，著名医学家，晚年自号东垣老人，真定（今河北省正定）人。李东垣从师于张元素，是中国医学史上“金元四大家”之一，属易水派，是中医“脾胃学说”的创始人。李东垣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，因为在五行当中，脾胃属于中央土，因此李东垣的学说也被称作“补土派”。主要著作有《脾胃论》《内外伤辩惑论》《用药法象》《医学发明》《兰室秘藏》《活发机要》等。

四、李东垣的著作有哪些

李东垣也叫李杲，字明之，号称东垣老人，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。他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定（公元1180年），卒于元宪宗元年（公元1251年），终年71岁。他家世居真定（今河北省正定，因真定汉初为东垣国，所以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），富甲一方。曾从张洁古学医。其医论以为饮食不节、劳役所伤及情绪失常，易致脾胃受伤、正气衰弱，从而引发多种病变。对于发热的疾病，应分辨“外感”或“内伤”，对邪正的辨证施治应有明确的区别。治法上重视调理脾胃和培补元气，扶正以驱邪。于内伤脾胃的理论和治法均有贡献。所著有《脾胃论》、《内外伤辨惑论》、《兰室秘藏》等，流传较广。

他精通医术，但并不行医。而每次为人治病，疗效甚佳，常给亲朋看病开方，对于治疗十分有心得，尤其对中焦脾土在治疗中的意义有独到的见解，他的老师，易水学派的张元素就很重视脾胃。他的学说就充分地继承了这一点。李杲是富家子弟，平时交往的多是一些上层社会的有钱有势的贵人，他们养尊处优，膏粱厚味，易伤脾胃，所患疾病多属此类。另外，当时适值元兵南下，战乱频繁，人民在饥饿、惊慌、忧愁中生活，大多起居饮食没有规律，也很易伤脾胃。鉴于此，他认为只读古方是不够的，必须面对新的社会现实，分析病人的特点来研究方药，这些也是他建立脾胃学说的社会条件。